甲骨文释读(转载):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甲骨文解读之痛
今天，已经有人明确指出甲骨文不是“卜辞”卫辉符咒法事占卜。笔者没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可经过对甲骨文研究历程的审视，我却发现旧的甲骨学体系有着诸多可疑之处，让我们不禁怀疑起《辞海》中关于甲骨文是“卜辞”的权威判断；让我们不禁担忧丰富的甲骨文史料可能因为被误读而成为烂甲废骨；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错误的解读导致结果很难应用，从而使甲骨学走入“绝学”的死胡同；更让我们非常担忧中华上古史的书写是否靠谱……
甲骨学研究的审视与新希望
文字，是文明的表征，甚至是枢纽卫辉符咒法事占卜。它记录历史，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中国人对甲骨文并不陌生，可给甲骨文下一个定义却不容易。
甲骨文到底是什么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商代的文字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一种古文字？一种上古文字？一种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全部认识的上古文字？
卜辞卫辉符咒法事占卜？占卜的记录？对祭祀的卜录？依赖神意做决策的工具？
古代的书法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一种以刀代笔的古代书法？比两周铭文更早的书体？
《辞海》在“甲骨文”条目下的解释是：
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卫辉符咒法事占卜。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第一句话问题不大，可是第二句话却有很大的问题，一是“都是”这两个字的强调，二是确认了甲骨文的功能是“占卜”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占卜是指根据人工干预所形成的现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自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着的人类活动卫辉符咒法事占卜。神并不存在，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么认识的。人类存在占卜活动，是因为对不可知不可控的未来的严重关切。比如女人在选择哪一个未婚夫更好时，官员们想知道投靠谁才能继续升官时，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就往往会去寻求神（天意）的帮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扔硬币。满足人类这种关切未来的需要，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就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意的人——巫。
巫，是人与神的中介，既然神并不存在，巫能做什么呢？他比常人更清楚，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要用种种复杂手段掩盖神不存在的事实，创造出神通过他发表意见的种种迹象卫辉符咒法事占卜。巫，无需对后果负责，因为他总是对的，预测对了，是“本事”；预测错了，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参与者的“心不诚”，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神的亵渎或者影响了神的判断。
在普通人的知识体系中，往往认为远古的人更容易迷信，因为古人驾驭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把占卜当作重要的决策手段，同时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抚慰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人们甚至认为一个政权掌握者，一个领袖都会去以占卜作为行事的手段。这样，商朝的人，甚至朝庭的主宰——商王（帝），也是必须占卜的。
于是，龟卜就成立了——在龟甲背面打洞，然后烧灼它，就会在龟甲上出现裂纹，根据裂纹的不同现象，得出结论，将所卜问的事情和结论刻在裂纹的旁边，就是“卜辞”，甲骨文就是这些“卜辞”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依据当然是充分的，比如那些龟板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比如那些裂纹以及出现在裂纹附近的文字，再结合一些古代文献，诸如《周礼》、《左传》、《史记•龟策列传》等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甲骨文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从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就塑造成了这样一种有理有据的“知识范型”：
商人尚卜，商人大小事必卜，每事必卜，一事多卜，商人就是那些年年月月、每时每刻都在占卜的人，氤氲缭绕，昏暗玄冥卫辉符咒法事占卜。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那个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创造了复杂精密的文字系统的祖先吗？这就是以武力征服中原一统江山五六百年的商朝，这就是那个司马迁记载的膂力过人、智力超群却淫乱暴虐的纣王所统治的商朝吗？
只有带着这样的疑问，才能面对甲骨文这个千古疑云！甲骨文，是一种拷问！好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甲骨文是“卜辞”，或者说，今天，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对甲骨文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卜辞”了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一直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道路，其中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在踽踽独行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今天，已经有人明确指出甲骨文不是“卜辞”。笔者没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可经过对甲骨文研究历程的审视，我却发现旧的甲骨学体系有着诸多可疑之处，让我们不禁怀疑起《辞海》中关于甲骨文是“卜辞”的权威判断；让我们不禁担忧丰富的甲骨文史料可能因为被误读而成为烂甲废骨；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错误的解读导致结果很难应用，从而使甲骨学走入“绝学”的死胡同；更让我们非常担忧中华上古史的书写是否靠谱……在这个不断创造财富的时代，重新审视甲骨学，审视甲骨文字，是这样艰难，却必须坚持。
甲骨学百十年究竟如何走过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通常认为，甲骨文是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的（一说1898年被王襄发现）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刻划痕迹，引起了王懿荣的兴趣。王懿荣1900年以身殉国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转移到了刘鹗的手中。刘鹗在京城的文化圈里也是很有气场的。渐渐地，收藏甲骨成为一种时尚，引得行价日升，私掘猖獗。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和研究。1903年，在罗振玉的撺掇下，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次年即有孙诒让的考释著作《契文举例》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后，竟然长达九年，小屯村为甲骨文的产地却不为人知，古董商为从中牟利，假造信息，说产地是汤阴、是卫辉、是朝歌，就是不说安阳小屯卫辉符咒法事占卜。这里至少透露出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甲骨文在发现初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作为国家文物而被纳入到公共学术资源体系中，只是私人收藏品卫辉符咒法事占卜。因此，甲骨文毁坏流失的数量之大，已无法评估。事实上，早期的收藏者，如王懿荣、刘鹗、端方等，都是有着强势社会资源的人物，他们在学术界或者官场并不是没有发言权，将甲骨据为己有，要么说明他们尚未形成公共理念，要么说明他们并未特别重视。
第二，即使像孙诒让、王国维、王襄、罗振玉这样的大牌学者，也缺乏科学精神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他们还是旧式知识分子，从书本到书本，内心轻视实地踏勘，否则一定不会连个出土地点都搞不清楚，尽听古董商人的鬼话。倒是有经商才能的罗振玉最终发现了小屯，也正是这个罗振玉，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给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判断，最终帮助他一跃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1908年罗振玉发现了甲骨文出产地之后，由于缺乏政府保护，甲骨文开始更大规模地流向民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发掘现场遭到严重破坏卫辉符咒法事占卜。由于利益驱使，农民们纷纷以锄头上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数车”。全国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军中。据胡厚宣和李济的分别统计，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间的甲骨数量高达10万片。这10万片甲骨虽然有不少著录出版，可大部分未能著录，且今日不知何所终，几乎所有甲骨没有地层关系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谈不上考古发掘报告了，给甲骨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种局面在1928年彻底结束卫辉符咒法事占卜。当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宾考察小屯，董作宾迅速给出了明确结论——甲骨挖掘确犹未尽，且痛陈：“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1928年，对于甲骨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其功臣就是董作宾，董氏也将甲骨学作为毕生投入的学问，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学者，当然，也是受到诘难最多的学者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组织了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果丰硕，获得甲骨25000片（其中著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达17000余、完整龟板300余）卫辉符咒法事占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殷墟的发掘，中国终于引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甲骨片的出土已经与其他的相关考古发掘形成一个整体，甲骨文的研究也摆脱了古文字学的范畴，而成为甲骨学。
这一时期，甲骨学成为一门时尚学问，人才济济，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还具备了西学修养，创造性的认识层出不穷，堪称甲骨学的黄金时代卫辉符咒法事占卜。董作宾、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容庚、陈梦家、胡厚宣，成为这一时期甲骨学者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1、断代与分期卫辉符咒法事占卜。甲骨出土众多，虽然已经大约知道乃是盘庚迁都至殷之后的晚商遗物，可更为细致的分期将对商史研究起到更大作用。1931年和1933年，董作宾先后给出了甲骨断代的八项标准和十项标准，后者以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区分甲骨文的所属时期，最终，甲骨文被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分期学说目前仍旧得到沿用。
2、甲骨理化生物特征分析，通过科学分析可以得知甲骨的来源以及甲骨的整治技术卫辉符咒法事占卜。通过化学分析和生物特性比照，得知大部分龟甲来并非来自于中原地区，而是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南方诸地。
3、通过对甲骨文契刻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商人占卜刻辞的程序、文例等很多特征卫辉符咒法事占卜。比如龟甲和兽骨上的契刻文例就明显不同。
4、深入的文字考释卫辉符咒法事占卜。由于前人已经辨释了相当规模的文字，在进一步文字考释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而这恰恰是甲骨文研究的趣味所在，读出新的字或者发现已经读出的字的问题，是颇有成就感的，那时，很多大家之间相互论战，好不热闹。这种读出新字的成就感，直到今天还吸引着一大批甲骨文爱好者，其中有一些最终可能成为甲骨文专家。
5、利用甲骨学的商史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卫辉符咒法事占卜。事实上，作为商代的文献，甲骨文的终极价值当然是商史研究，然而，由于直到今天，甲骨文的性质实际上还很难讲清楚，甲骨文还不能被系统通读，也就严重制约了甲骨文在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1937年至1949年，战争使得国人自主的科学发掘停滞卫辉符咒法事占卜。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后转入社科院）即展开了新的科学发掘卫辉符咒法事占卜。最大批量的收获分别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建国以来，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国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发掘出商代甲骨，并且，还发现了早于和晚于商代的甲骨。
甲骨文研究也持续深入卫辉符咒法事占卜。首先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从1979年到1982年陆续出版，与其配套的释文和材料来源表也先后出版。而事实上，这部采用董作宾五期分类说编排的著录，也许隐藏了潜在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类书也纷纷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巨制在80年代前后的集中问世，标志着甲骨文基础研究的逐步淡出。因为很显然，人们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句式、文法、习卜、甲骨学史等方面。当然，考释文字还是兴奋点，只是令人兴奋的发现越来越少，或者说，当一个体系稳固之后，这个体系的“掌门人”已经没有能力接纳所谓的新发现。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后，甲骨学虽由私学转换为公学，可已经由一门“显学”转化为一门“绝学”，问津者逐步减少，老学者纷纷谢世，不少资深学者也退出此研究领域，转向其他更容易说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够商业化的领域，甲骨文专家变身为青铜器专家的李学勤先生即为一例卫辉符咒法事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