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帝国的西部——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政权，其社会形态有何独特？:武威市超度法事
公元１０３８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政权，建立大白高国，并设国号为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武威市超度法事。建立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中原政权经常以夏称谓，因为夏位于宋朝西部，所以人们把他叫“西夏”，史称“西夏”。
西夏社会与西夏家具
一西夏社会与家具概况
1武威市超度法事，党项人大迁徙
建立政权之前，党项人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迁徙：第一次是唐朝初年被吐蕃所逼，从青藏高原的东部向东北迁徙，迁到了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当时叫陇右的地区（陇是现在的宁夏六盘山地区，右是现在的甘肃庆阳一带）；安史之乱后，又北上，迁至到陕北和内蒙古南部交汇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南、陕西北部的靖边、绥德、神木一带）武威市超度法事。
这两次大迁徙对西夏的历史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番汉杂居、多民族聚居的局面，汉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现今文化对其产生巨大影响武威市超度法事。
从地理环境看，迁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后，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武威市超度法事。五代战乱后，党项族占领了河套平原，控扼了河西走廊地区。河西走廊、祁连山、贺兰山雪水融化以后，汇集成诸多河流，形成诸多绿洲。比如，今天甘肃武威的石羊河、张掖黑河、以及内蒙古的居延海以及敦煌境内的疏勒河等。并且，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也有一部分是在当时西夏的版图中。
2西夏境内家具
西夏境内还有两大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阿拉善高原，这两大高原周围除了沙地，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存在，在这些湖泊周围形成一个一个游牧放牧的据点，所以，这两大高原虽然不太适合农业生产，可对从事畜牧业生产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物质条件武威市超度法事。
这些地方水草丰美、宜耕宜牧，利于生产，构成了一个适合于农耕游牧的地区武威市超度法事。由此，党项人并非从事单一的畜牧业，而是开始向农耕经济转变。
在这种民族文化频繁交流融合与崇信佛教的大背景下，与周边吐蕃、回鹡、宋、辽、金、蒙古等地区交往频繁，形成多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现象，孕育出开放的、兼容并且富有个性的西夏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武威市超度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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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出现、发展和演变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连武威市超度法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自身和外部环境综合作用影响下才有进展，因此，物质文化范围内的家具发展与党项族本身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性是相互关联的。
党项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家具势必以便携，低矮为主武威市超度法事。可研宄发现，高型家具的出现，又是与国内大力推行佛教有很大的关系。而统治者在建国后大力发展宣扬、扶持佛教信仰，势必对西夏家具造成影响。
二西夏家具溯源
家具是物质文化范畴的一部分，与衣食住行以及生活习性甚至是建筑空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武威市超度法事。对于历代家具的研宄，出土实物家具较少是资料缺乏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图像中所描绘的家具信息，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家具形制的基本特征武威市超度法事。家具的使用场合、使用场景以及与家具和所处空间之间的综合关系，能使我们对于家具所处的环境进行深入思考，更准确地确定家具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
在古代中国，家具的使用和演变，与人民的生活习俗紧密联系，也与礼节制度的关系极为密切，并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面貌武威市超度法事。
原始家具的萌发，是人们为了恢复精力和驱赶疲劳，为了更好的休息和进食，满足基本需要武威市超度法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开始进一步考虑改善室内的条件，增加陈设。
1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发，“侯景之乱”被称为是划分时代的大事件武威市超度法事。＊如果这是一场革命，那势必对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从家具图像上看，北朝时代的家具是极简略的，虽然人们仍然席地而坐，可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艺术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垂足而坐的坐姿造像时有所见，高型坐具绳床、胡床等新型家具开始出现，这时候，传统席地而坐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起居方式武威市超度法事。
2中唐时期
即“安史之乱”之后，唐代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且广泛武威市超度法事。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文化、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俗等方面，从内到外都渗透着一种外来的机制或大众所称的胡风弥漫。文化艺术繁荣兴旺使得各外国使节、商人、僧侣等纷纷踏至，各国文化相互交流和互鉴。
唐代是我国高型家具和矮型家具共处时期，是高型家具更加向普及化发展的时期武威市超度法事。唐代家具主要有筌蹄、胡床、榻、架子床、桌、椅、案、几、隐囊、衣架、屏风、箱等，各种类型的家具己经逐步显现。席地而坐的传统习俗逐渐消失，垂足倚坐普遍流行。家具形制雍容华贵，造型浑厚大度与唐朝“以胖为美”的审美姿态相符合，逐渐摒弃了前朝的古朴之风。
西夏家具的类型
一卧具
1床榻
榻可以说是床的一种，是一种长、窄而矮的坐具，一般只能坐一人，除了比一般的卧具床矮小以外，别无大的差别武威市超度法事。因此，人们习惯上也总是以床榻并称，而且榻上所坐的也都是地位尊贵之人。
从使用功能看，榻的使用摆放位置是相对自由的可放置在卧室，或公共场合中，除夜间睡卧使用之外，更多是用于随时休憩或讲经说法时使用武威市超度法事。
夏刻印版画汉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有一箱形榻，榻上有一比丘盘腿端坐正在讲经说法，榻的表面雕刻如意纹样武威市超度法事。同样在这幅版画中还有一高僧涅槃于一榻上，该榻表面呈如意镂空装饰，榻后面有一围板，作遮挡功用。
此外，在西夏刻印版画汉文《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中也有一官员手持卷子垂足坐于榻的边沿，从图式上看，该家具也是榻，高度矮小，表面呈镂空雕花式武威市超度法事。可见，西夏时期多以箱形榻为主，形制较为厚拙。
这种箱型榻形制多是较为复杂的，观看画面时，也可以让人一眼看到主体者的位置，由此，这种形制的家具，可以衬托主角的主体地位武威市超度法事。
而中原地区的榻除了箱形结构的传统形制以外，更多的是像苏汉臣《婴戏图轴》中的壸门托泥榻，榻身是台座式平列壸门的，在榻的左、右、后设置了三面同高的围栏，围子上均饰以绘画，这种榻的圉栏增加了卧具的私密性武威市超度法事。
南宋《槐荫消夏图》中则是有四足的框架结构床榻式家具武威市超度法事。可见，中原榻形制较为简洁，箱型结构在中原榻中己经逐渐简化，大量框架结构的床榻已经普及。
2隐囊或丹枕
安西东千佛洞西夏第５窟《涅槃变》中，佛陀右胁而卧，头枕一枕头（近似椭圆形）枕首而卧武威市超度法事。枕头颜色以丹红和石绿为主，并有大卷花图案。同类型的丹枕在东千佛洞第２窟《涅槃变》中也有出现。
对于丹枕在佛教图像中的演变，扬之水先生做出了如下推断：丹枕在形成印度一一吐蕃风格的表现形式后，传至西夏，又逐渐演变为另一种艺术语汇，这种细节的演变，显示着印度一一吐蕃一一西夏的图式传播轨迹》这种演变形式，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藏式绘画作品中，均有体现武威市超度法事。
如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城出土的阿弥陀佛、绢本画作释迦牟尼佛、棉布本药师等绘画作品中，主角的背后就靠有似为隐囊的坐具背屏武威市超度法事。
到这一时期，图像中真正的丹枕已不复存在，而是逐渐把丹枕演变成了这种坐具背屏，并在背屏两侧镶嵌宝石用以装饰武威市超度法事。
二坐具
1木椅
比起席地而坐，椅子这种垂足而坐并且有背可以倚靠的姿势，显然是更符合人体对舒服的需求武威市超度法事。
座位，常常是椅子，是一种开放的器物，也是对缺席身体的能指，他们以其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提供了对“物”进行反思的契机武威市超度法事。
在今天看来，椅子的构成应有两大要素：一是有能垂足而坐的座位，二是有靠背可以倚靠，两者缺一不可武威市超度法事。
木椅是西夏遗址出上家具中比较多见的类型武威市超度法事。１９９８年，甘肃省武威地区的西郊响水河煤矿家属院内的双人合葬墓中，出土有松木制西夏木椅两件，其形制相似，现藏于甘肃省武威市武威博物馆。
2高座
随着佛教传入中原，一种高度远高于榻的家具形制出现，称为“高座”武威市超度法事。因为听法的信众多，说法者所坐高度就要提升，为的是让信众们看得见、听得清。
因此，这种家具不仅是给人临时休息，而是演化为讲经、说法所用的高座，成为与源自印度的莲座、须弥座并列的屮国化的高座武威市超度法事。
从图式上看，高座之高，矮榻之矮，形成鲜明对比，是为了烘托出法师讲法时的庄严肃穆的场景，表现弟子们聆听的谦卑谦逊武威市超度法事。这种高座高度较高，上下座时需要借助凳子或是梯子的踩踏才能让人坐上去。
在宋刻本《妙法莲华经》中—僧人坐在很高的梯形高座上，高座四面为壸门装饰，高座上置长条形几案，几案上放置着佛经等用具，后立背屏，座前搭高木梯，方便高僧上下高座，座下二俗人双手合十跪拜听讲武威市超度法事。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西夏文献《妙法莲华经卷六》中，该版画中高座前面却放置了発子，以供高僧上下高座之便。
对于西夏时期的高座，笔者从三面进行讲述：一是使用者，高座的使用者均是进行佛教法事活动的主角，比如佛、菩萨、高僧或比丘等，其余听众等均无此配置，给这些主角配置专座是为了凸显他们的主体地位武威市超度法事。
二是使用场景，西夏时期，此类高座多为讲经说法之时高僧比丘所用，高座成为他们进行宣教活动时必不可少的道具，尤其是在讲经说法场景中，更是呈现出高座与供案相结合的家具形式山现武威市超度法事。高僧端坐榻上，听众敬跪于供案前悉心听法，增加法事活动的隆重性和仪式感的作用